□廖德凯
“一位长辈发来的信息形容为‘晴天霹雳’,‘大家庭的巨大损失’,令人难过的是,这位我很尊敬的长辈,他的一大段话里面没有一句提及我个人的想法和感受。”这是温州市平阳县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提到的“中国式辞官”的特色所在,而这位在重要岗位上任职、有大好发展前途的年轻人的辞官举动,在网上也引起轰动。(相关报道见A27版)
以“晴天霹雳”、“巨大损失”来形容“有官不当”,若由外人看来自然显得荒诞不经。但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官本位意识的社会里,一个重要官员对一个“大家庭”的心理支撑作用之巨,不可以常理衡量。即便是已进入现代社会百年有余,在面对失去官位的时候,也难免会有“巨大损失”之感。
与此同理,在社会心态中,别看平时“仇官”现象很多,但事实上,仇官的心理基础在于羡慕嫉妒以至于生恨。因此,当有官员叫苦时,“你怎么不辞职”会成为主流声音;当有官员真辞职时,“晴天霹雳”般的轰动效应自然出现。
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已经进入现代社会,但在官本位意识上依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,这是官员辞职引起轰动的根本原因。但是,在一个正常的现代职业社会中,职业的流动本不应当有如此席卷全国的轰动性,哪怕流动的是政府官员——特别是这个官员也“不过”是个副县级。与此同时,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,也应该有选择的勇气,而不应当背负太多的东西。周慧的“难过”,其实是整个官场围墙内所有人都背负着的包袱。
回首“中国式辞官”,在陶渊明、郑板桥们“一官归去来”的潇洒写意的背后,又何以知道他们当时在心理斗争中所真正经历的纠结。正因困难,郑板桥们才成为榜样。在思想多元化、职业多样化的今天,周慧的选择依然成为一个艰难决定,并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,说明了社会恋官情结之深。“仇官”只是自己不是官的自然反应而已。当某一天,“中国式辞官”不再如“晴天霹雳”般造成“巨大损失”时,官员回归其职业本位,“仇官”也将不复存在。
如今,唯愿辞官者亲友对辞官造成的“晴天霹雳”的“巨大损失”,只存在于精神层面的打击,而没有指向物质财富。